【口述核史-離休干部訪談】

　　核工業廣大離休干部親歷了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他們在核工業的創建、改革和發展過程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是中國核事業發展的奠基者、核工業發展的開拓者和核工業精神的書寫者，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目前，核工業健在的離休干部平均年齡達94歲。

　　在即將迎來核工業創建70周年之際，按照集團公司“整體?協同”年工作部署，集團公司社會事務部聯合黨群工作部、二二一局、宣傳文化中心，組織開展離休干部口述核史活動，采訪了參加過核工業創建、改革、發展歷程中各領域的離休干部典型代表，探尋老一輩核工業人不為人知的感人事跡和光輝歷史，搶救保護核工業重大事件史料，傳承核工業精神，賡續紅色基因，汲取奮進力量。

　　93歲的李鷹翔，每天六點多起床，在家附近的公園活動一個小時。然后主要在家里用電腦上網看新聞和資料，尤其關注與核工業有關的內容。他個子很高，面容清癯，眼神明亮，滿頭齊整的銀發，舉手投足間儒雅又親切。他經歷歷史，講述歷史，而自身也成為一部我國核工業的活歷史。

　　從上世紀30年代出生至今，李鷹翔走過了一條長長的路，包括參與和見證了我國核工業體系建立的決策和實施的全過程。解放前就參加了革命，在二機部給劉杰部長當秘書多年，去周總理辦公室當面匯報過三次，與周光召、王淦昌、鄧稼先等多位兩彈元勛接觸過，第一時間從電話里聽到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這些經歷，在當代年輕人聽來是多么的不同尋常！不過在他本人來說，是普通而又不普通。“機關工作也就是個普通工作”，而不普通在于，“知道自己在干的事情跟國家的聯系，就會感覺到這項工作的重要意義。能夠參與核事業，是黨和國家的一份信任，對自己來說是很榮幸的。”

　　從“文化”到“武化”

　　神秘的177辦公室

　　1964年10月16日夜里，李鷹翔的愛人回到家，興奮地告訴丈夫，今天周總理宣布了一件事。

　　原來，他的愛人參演了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當天晚上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東方紅》演職人員的時候，宣布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好消息。“大家都蹦著跳著高興得不得了，周總理開玩笑說，你們小心把這個樓板給跳塌了！”

　　不過他愛人還不知道的是，李鷹翔其實先她一步，第一時間就知道了這個大喜訊。她光知道他最近幾天忙到晚上都不回家，到單位值班去了。由于保密的要求，工作上的事李鷹翔從來都不跟家里說。

　　他們倆相識于上海，曾經都在文化部工作。1958年，上級找李鷹翔談話，說中央給二機部調一批干部，要他過去，二機部是搞尖端武器的，“詳細情況我們也不清楚，你到了以后就知道了”。

　　上世紀50年代，在西方大國的核威脅與核壟斷之下，中國開始悄悄布局核工業戰略版圖。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機械工業部成立，主管我國核工業建設和發展工作，宋任窮為首任部長。1958年，第三機械工業部改名為第二機械工業部，簡稱“二機部”。

　　解放前李鷹翔在上海的地下黨參加革命，新中國成立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到了出版總署，出版總署與文化部合并后就在文化部。“對我來說跨度很大，從‘文化’到‘武化’。”他說，“二機部干部處的處長找我談話時，我才知道這里是搞原子彈的。”

　　他跟家里人也不說，“家里人知道我在二機部，可是連二機部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以為是搞機械的。”

　　在當時的二機部大樓——如今是中核集團總部大樓，二層5號房有一間神秘的辦公室“177辦公室”。這個辦公室對外全封閉，全天候24小時連續工作，流經它的信息在當時是國家頂級機密，外界一無所知。辦公室受時任二機部部長劉杰直接領導，成員僅有時任二機部辦公廳主任張漢周、秘書處處長鄭存祚、國防科委二局處長高健民和參謀宋炳寰，還有擔任劉杰部長秘書的李鷹翔這5人。

　　177辦公室是中央決定進行首次核試驗后，為了做好北京與新疆羅布泊核試驗現場的聯絡工作，由二機部和國防科委聯合組織的一個臨時工作機構。作為首次核試驗的信息樞紐，負責與核試驗現場密切聯系，上傳下達，向中央首長及軍內外有關部門報告情況、傳遞信息，并向試驗現場傳達中央領導的有關批示和指示。

　　為了保密需要，給房間的門窗都釘上了兩層毯子，使外界看不到里面的工作情況，也聽不到里面的說話聲音，總參通訊兵部給配備了與核試驗現場通話的帶有載波機的電話，同時架設了與周恩來總理、賀龍、聶榮臻、羅瑞卿等首長辦公室之間的直通專線和手搖電話單機。

　　177辦公室執行嚴格的保密制度，同前后方重要通話都要復述并記錄在值班日志，傳送文件都要坐小車兩人同行，通話行文涉及原子彈和試驗行動的都要用密語，當時報經首次核試驗現場總指揮張愛萍審定的密語是：供試驗用的原子彈為“老邱”，原子彈裝配為“穿衣”，原子彈在裝配間為“住下房”，原子彈在塔上工作間為“住上房”，原子彈接插雷管為“梳辮子”，試驗現場氣象為“血壓”，原子彈起爆時間為“零時”。

　　1963年8月，李鷹翔隨劉杰部長來到青海221基地。他回憶說，劉杰部長就是在這一次將研制第一顆原子彈的代號定名為“596”。中共中央于1959年6月20日收到赫魯曉夫信，拒絕按照協議提供原子彈的模型。雖然赫魯曉夫承諾兩年以后再說，但宋任窮部長和劉杰部長都意識到這實際上已經拒絕向我們提供幫助。劉杰部長來到基地，看到大家艱苦奮斗攻關生產的情況后，就和李覺、吳際霖商量，將第一顆原子彈的研制工程定名為“596”，以此來激勵大家奮發圖強，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彈。

　　1964年1月，蘭州鈾濃縮廠取得了高濃鈾合格產品；5月，酒泉核部件廠生產出第一套合格的鈾部件；6月，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完成了一比一的模型爆轟試驗；8月，試驗裝置及備品備件全部加工、裝配、驗收完畢，陸續運往新疆羅布泊試驗現場；9月，試驗現場完成了單項演練和綜合預演。

　　177辦公室于1964年9月28日開始與首次核試驗委員會辦公室（代號20）通話，傳遞的第一個重要信息是供試驗用的原子彈的運輸情況。9月29日下午2點24分，原子彈由副廠長吳際霖和武裝警衛護運，從青海221基地專用鐵路線上星站發車起運，途經西寧、蘭州、哈密等站，于10月2日上午9時38分安全到達烏魯木齊。運送原子彈的火車為一級專列（國家最高領導人級專列）運行，采取嚴密的安全保衛保密措施，沿途都有公安干警警戒，到了兩省交界處，負責護送的兩省公安廳廳長還要辦理安全運輸交接手續。沿線鐵路檢車的鐵錘一律換成銅錘，以免產生火花；機車使用的煤都用篩子精心篩選，防止混入雷管之類的爆炸物；專列經過時，橫跨鐵路上空的高壓線暫時停電。原子彈運到烏魯木齊后，于10月3日、4日先由改裝后的伊爾-12飛機分三架次運抵羅布泊核試驗基地的開屏，然后再由直升機送到試驗場靶心鐵塔底下。原子彈的鈾-235部件和中子源，另由改裝后的伊爾-14飛機直接經蘭州、酒泉送到開屏，在鐵塔下裝配間與彈體裝置進行總裝。

　　已經過去60年，但對李鷹翔來說，在177辦公室里等待原子彈爆炸成功的電話那一天恍如昨日。按照預定計劃，辦公室都在等下午三點鐘的那個時間，呼吸似乎都停滯了，就盯著電話。“前方第一個打來電話的是張愛萍將軍，辦公廳主任張漢周接到電話時因為太緊張，一下子電話都沒抓住，劉杰部長在旁邊馬上抓起來，接聽了張愛萍的電話——‘原子彈已按時爆炸，試驗成功了！’”

　　這一永遠載入中華民族史冊的時刻終于到來，喜悅無與倫比。當晚11時電臺《晚間新聞》正式廣播關于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的《新聞公報》，同時《人民日報》刊發了紅字的《號外》，北京天安門廣場和全國各地街頭頓時人群蜂擁，喜慶歡騰。“群眾興高采烈地游行，游行經過我們機關就是三里河這里，從樓里都能看見。”對二機部的人來說，“原子彈是我們這兒出去的，是二機部的單位制造的，大家都非常自豪和激動。”

　　核工業首位新聞發言人

　　“活字典”是怎樣煉成的？

　　是什么讓一個人到九旬高齡仍然充滿活力？從李鷹翔的身上能得到的答案或許是——終身學習。

　　“轉行”到二機部后，為了盡快熟悉業務、補足專業知識短板，李鷹翔埋身書海自學，并主動向身邊的專家學者討教。1994年他離休后，仍然不斷學習，從他書架上滿滿當當、與時俱進的書籍可見一斑。在他看來，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不過一路走來，也有很多人給他作了學習的榜樣。

　　作為部長秘書的李鷹翔，隨時跟著部長出差，“基本上就是一句話‘部長見了的我也都見了’”。從地質礦山到蘭州504廠、包頭202廠、甘肅404廠，再到青海221基地，新疆的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他都去過。

　　“荒野戈壁，條件是很艱苦的。因為我過去在文化部工作，對工業建設這些不是很熟悉。所以到各單位去覺得非常廣闊，前所未見。”那種求知若渴的新鮮感和興奮感，如今從老人家的講述里仍然撲面而來，“像504廠在蘭州的郊區，隔著黃河從生活區看過去，廠區一大片很壯觀，當時機器還沒安裝起來，那個場景就是一個新興的工廠即將起來，我見了很振奮。”

　　他曾和王淦昌等一起出國訪問，切身感受到王淦昌在國際學術界受到的關注，但王淦昌等科學家選擇為祖國的核事業而奉獻。“在我心目中這些科學家都很偉大，對他們是一種崇敬的感覺。他們跟部長交流的時候，一般都是討論一些技術問題，當然也不是很深很具體的技術。我也從中慢慢熟悉了解這個行業，算是學了一點。”李鷹翔說。

　　讓李鷹翔終生難忘的，還有隨劉杰部長向周總理當面匯報工作。10月16日爆炸試驗前，周總理要了解情況，李鷹翔跟著劉杰去中南海的總理辦公室匯報。“總理問準備的情況怎么樣，還問試驗成功能不能有把握。劉杰把跟周光召等專家共同研究估算的結果給總理作了匯報，認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的可能性超過99%’，并簽名提交正式報告，以示負責。”爆炸成功后他們還去過一次，“周總理很關心這個爆炸以后試驗情況怎么樣，還很關心對當地、對老百姓的健康安全有沒有什么影響。劑量監測結果顯示對居民健康沒有影響，才使總理放下心來。”

　　“周總理從來沒有讓人覺得高高在上的，相反很謙虛很實在，本身有一種求知的態度，有時候他不明白的就問。”李鷹翔說，“總理的總體知識面非常廣，他雖然不是核領域的專家，問的有些問題是很細很專的。”

　　從1963年至1967年，李鷹翔在劉杰部長身邊工作了4年多。“我國核工業起步的時候有蘇聯支持，后來蘇聯專家走了，很多問題都要劉杰部長牽頭來解決，當然有一定難度。他本身不是專家，但是很注意專業知識的學習。”他回憶道，“他不但虛心請教錢三強、趙忠堯、王淦昌等老科學家，也向年輕科技人員學習原子能專業知識，有時候隨身還帶著一些科普小冊子。”

　　“因為勤思好學、刻苦鉆研，劉杰部長對問題看得深、想得遠、把握得準確。他跟專家相處問的一些問題，很多都是問到點子上的，因此專家對他都挺佩服和尊重的。他熱愛知識分子，和科技人員沒有隔閡，把他們看成師傅。直到老年，他已離開核工業多年，還與老科學家們保持著往來，情深誼厚。”李鷹翔說，“他去醫院看望王淦昌的時候，我能看出來，他們之間不是一般的領導之間的關系，而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尊重。”

　　1983年，李鷹翔兼任核工業部新聞發言人，也是部里設立新聞發言人崗位后的第一位，自此同新聞媒體交往有10年之久。因為不斷學習，他面對記者應對自如，同主流媒體記者們建立了良好的關系。拍攝有關“兩彈一星”題材的影視作品時，有些影視編劇、導演也曾多次找他了解情況，尋求歷史資料。“有求必應這一點對記者來說很重要。對業外人來講，一般說我是有問必答，都還能答得上來，所以我跟記者當時相處得都挺好的。一些記者說我是核工業的一本‘活字典’。”

　　大亞灣核電站建設期間，蘇聯發生了切爾諾貝利事件，導致香港公眾對核電疑慮重重。“香港當時很關注大亞灣核電站的安全，因為隔得近，擔心放射性。”面對香港媒體，李鷹翔說，向他們講清楚核電的安全性，就是最好的驅散公眾“恐核”心理的方法。“要多溝通，細致地解釋。講清楚講明白核電站本身是安全的，也不會對外界環境有什么影響，他們就放心了。”他又說，“如今過去多少年了，對香港一點沒影響，現在香港人也很支持搞核電了，明白核電是干凈的能源。”

　　從事核工業三十余載，歷任部長秘書、秘書處長、辦公廳副主任、主任兼部新聞發言人、核工業報社社長、核工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鷹翔在領導者身邊和決策輔助部門工作多年，接觸和參與了許多當時嚴格保密的文件資料、文稿起草、會議會務及機關事務；與很多領導者、科學家、工程專家打過交道，到過不少核工程、核基地、核研究機構和核工廠礦山。正是基于長期工作中的學習積累，李鷹翔離休前后筆耕不輟，在已經解密的范圍內，以其所見所聞所知，陸續撰寫了多篇介紹核工業建設和核武器研制歷史和人物的文章，發表在多家報刊上，并于2013年匯集成《“兩彈一艇”那些事》一書出版發行。他還作為執行主編，參與了《當代中國的核工業》一書的創作，為后來人留下翔實可靠的歷史材料。“活字典”之稱，名副其實。

　　“有核跟沒核就是不一樣”

　　李鷹翔家中客廳墻上掛著一個書法家朋友送給他的一幅字：“心寬長壽”。他笑著說：“別生氣，別去計較那些小事。”如果說心寬意味著放下很多事的話，還讓他始終執著、念茲在茲的，就是我國的“核大國”地位。

　　當年加入二機部后，李鷹翔在補足專業知識短板的過程中，意識到了中國核工業與其他國家的差距。“當時蘇聯原子彈、氫彈已經發展起來。美國40年代就有了，英國后來也有了。當時的情況就是，英美等發達國家有了，社會主義國家中蘇聯也有了。1950年毛澤東訪問蘇聯，看到了蘇聯的核試驗，回國以后就說：中國也應該有！但那時中國的科學技術基礎十分薄弱，科學院也剛剛起步，50年代才建立原子能研究所，剛起步開展研究原子能工作，還沒有到工業階段，直到二機部成立。”

　　“中國核工業確實走過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這樣一個歷史過程，而且發展是很快的。”回顧從那個年代走來的歷程，李鷹翔感慨萬分，“現在中國的核工業是大而全的，全產業鏈都有，稱為核大國應該是當之無愧的。要世界承認我們是核大國也不簡單的，是我們實實在在的成果出來了。”

　　李鷹翔說，“我們核工業人，特別是那時候我接觸的，都有一個很強烈很普遍的觀念，我們中國一定要成為核大國。大家心目中就是說要為國家爭氣，要為國家強大而奮斗。所以無論科技人員還是工人，都知道自己在干的事情跟國家安全、國家地位的聯系，都是很認真的。那時候到核工業來要求也很嚴格，各方面要求包括政治素質的要求也都很高。”

　　“核工業對我們國家來說很重要。”這是李鷹翔的切身領悟，“有核跟沒核就是不一樣，中國現在有核所以人家稱我們為大國，不然我們就成不了真正的大國。”

　　上世紀70年代，為解決華東地區用電問題，我國核電事業啟程。改革開放后，中國核工業進行重大調整，從國防建設轉向為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服務。李鷹翔說，“當時電力部對發展核電是很積極的，因為對它來說是一種電力的新品種，從電力發展很需要。所以兩方面都是很積極的，電力部很支持，核工業部也有實力，核電的起步發展也就比較快。”

　　已是九旬高齡的李鷹翔，仍然密切關注著國內外核工業發展態勢，被中國核工業的新發展牽動心弦。鈾資源、核電電價、技術先進性、小堆……這些問題他都持續關注。他認為，核工業作為新型工業，對我國的整體科技發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應用范圍很廣，還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核科學技術可以滲透到各個方面，比如對生物學、核醫療、材料科學、建筑等都會有很大促進作用。

　　對中國的核事業，李鷹翔始終是一片赤子之心，懷有深深的光榮感與責任感。不止自己初心不改，他還有心里話送給核工業的“新人”們：“要明白你所做的工作不是普通的工作，是跟國家大的事業連在一起的。理解這一點，才能夠專心致志地、盡自己最大努力地來做好自身的工作。”

　　“不一定每個人都能理解，我覺得理解得越深，可能對自己的工作會越熱愛，也愛得越深。”他補充道。（李春平）